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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公約及國內相關法規 > 國際生物多樣性相關公約協定回顧
(一) 公約協定制定背景及發展歷程

1776年美國國家森林經營法案中,首度提到了「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原意乃單指「物種豐富度(species richness或species abundance)」,直至1986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史密斯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ation)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國家論壇」(National Forum on Biodiversity),討論物種滅絕對人類文明的威脅,並重新定義「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為地球上所有陸域、海域及其他水域生態系生物的變異性,並概括為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多樣性三個層次(林曜松、蘇彥肇,2002)。

1971年於伊朗拉姆薩爾(Ramsar),為保護及永續利用全球溼地,18個國家共同簽署了《關於水禽棲地的國際重要溼地公約》(簡稱拉姆薩溼地公約),該公約於1975年12月21日正式生效。

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中,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列為重點。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及保護全球環境的「行動計畫」,並提出「爲了這一代和將來世世代代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口號。並決定每年的6月5日爲世界環境日。

1972年11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大會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公約主要規定了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定義、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國家保護和國際保護措施等條款。現今國際上多數國家以擁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為榮。

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華盛頓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通過。該公約係於1973年6月21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所簽署,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至1995年2月底共計有182個締約方。華盛頓公約的成立始於國際保育社會有鑑於蓬勃的野生物國際貿易對部分野生動植物族群已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而未能永續使用此項資源。

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德國波昂(Bonn)簽署通過《遷移及野生動物保育公約》(簡稱為遷移物種公約)。以國際合作方式進行跨國性遷移物種的保護工作。


        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分別在1956、1960及1972年舉辦過三次,最後終於在1982年,聯合國於牙買加的蒙特哥灣(Montego Bay)通過《海洋法公約》。公約內容除了針對海權與海域做了界定之外,海上天然資源管理與污染處理都將依據本公約裁決。
         1992年世界資源機構(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聯合國環境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與世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共同發表「全球生物多樣性策略」,後續此策略促成了生物多樣性公約草案,並於1992年5月於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完成該草案。同年6月在巴西里約,全球155國與歐盟簽署並通過的《生物多樣性公約》。透過該公約未來將落實三大目標: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和公平合理的分享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於本次會議中也同時通過了《森林原則》來確保各類型森林的永續利用。
        聯合國於1995年8月在美國紐約舉行「第6屆聯合國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會議」,通過了《履行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之保育與管理協定》。
        自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通過之後,於1993年成立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並開始推動《生物安全議定書》,經過多次會議的協商於2000年1月在加拿大蒙特婁召開的會議中正式通過此議定書,確保基因改造活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 LMO)管理與使用,以不會影響人類健康與生物多樣性為前提。
        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舉行,此次大會為了修正於第六屆大會所訂定的「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因多項目標未達標準,於是定下「愛知目標」期許未來十年將有更多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投入更多的資源來保護生物多樣性。而該次會議為了能夠使遺傳資源的取得與利益能夠共享,通過了《名古屋議定書》。下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OP11)將於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市召開。
        以下分別說明各公約協定主要內容,並摘錄內容如附錄一:

(二) 公約協定內容摘要
1、拉姆薩溼地公約(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於1960年起,由於溼地環境迅速遭破壞消失,導致水鳥的數量逐漸減少,因此歐洲保育人士開始發起溼地保育活動,在1960~1967年間多次的水鳥保育會議中討論溼地保育,並於1967年提出《溼地公約草案》,1971年2月2日在伊朗的拉姆薩(Ramsar)簽署了《拉姆薩溼地公約》,在1975年拉姆薩公約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可開始生效。至2011年為止共有160個締約成員。
        各國依公約內容將重視特殊水鳥,加強溼地及動植物保育,並適當利用溼地。各締約方在其領域內必須劃出溼地保護區,並明定採行的保育措施,同時要加入締約方時,至少要登記一個以上的溼地。該公約並明確定義出所謂溼地為:水深在低潮時不超過6公尺,包括草澤、林澤、泥澤及水域,無論是自然的或人為的、永久的或暫時的、其水為靜止的或流動的、抑或淡水、半鹹水或鹹水所構成的地區(林等人,2009)。
        台灣溼地的保育目前則依據國內自然保育相關法規進行,內政部營建署也於2010年開始研擬《溼地法草案》,並於2012年3月30日(台內營字第1010818067號)報請行政院審議。

2、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1972年11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世界遺產共分為三種,分別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與複合遺產,公約內容即針對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進行定義,並訂定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國家保護和國際保護措施等條款。公約締約方可向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提出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清單,並經審核和批准,而所有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地點,都須由所在國家依法嚴格保護。
        《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精神,在於所有重要的文化與自然遺產,都是祖先所遺留下來,是全人類所共有,應予以適當保護。本條約也以自然與文化的結合理念設計一個標誌,擁有此標誌的遺產,亦代表著崇高的榮耀,另一方面也可吸引大量遊客前往參觀(傅朝卿,2005;新華網,2012)。

3、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華盛頓公約》全名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所以俗稱《華盛頓公約》是因為該公約係於1973年6月21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所簽署,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至1995年2月底共計有128個締約方。《華盛頓公約》的成立始於國際保育社會有鑑於蓬勃的野生物國際貿易對部分野生動植物族群已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而為能永續使用此項資源,遂由世界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國際自然保育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領銜,在1963年公開呼籲各國政府正視此一問題,著手野生物國際貿易管制的工作,經過十年的時光,《華盛頓公約》終於誕生。
        《華盛頓公約》主要透過管制而非禁止野生動植物的國際貿易,利用物種分級與許可證的方式,來達成野生動植物資源永續利用。《華盛頓公約》管制國際貿易的物種,原文將其歸類成三種等級,管理原則如其附件Ⅰ~Ⅲ,正是大家所熟知的《野生動植物保育紅皮書》(IUCN Red List)。附件Ⅰ的物種為若再進行國際貿易將會導致滅絕的動植物,明白規定禁止其國際性的交易;附件Ⅱ的物種則為目前無滅絕危機,管制其國際貿易的物種,若仍面臨貿易壓力,族群量繼續降低,則將其升級入附件Ⅰ。附件Ⅲ則為各國視其國內需要,進行區域性管制國際貿易的物種。

4、世界野生物交易調查記錄特別委員會(Trade Record Analysis of Flora and Fauna in Commerce, TRAFFIC)
       
1976年在英國劍橋世界保育監測中心(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er)設立總部,其他野生物貿易頻繁的地區與國家共設立了22個辦公室,更於1992年10月在台灣設立分部TRAFFIC TAIPEI(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網站,2012)。在世界野生物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oundation, WWF)及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共同監督下,來監控國際間野生動物交易行為與物種生存問題,調查資料則提供給各國政府及保育團體做為管制參考。

5、遷移及野生動物保育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早在1970年代,生物學家已經向決策者和一般大眾發出生物多樣性消失的警訊。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中,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列為重點。翌年的聯合國環境署指導委員會(UNEP's Governing Council)第一屆會議也把「自然、野生動物和遺傳資源的保育」列為重點。1979年則於德國波昂通過《遷移及野生動物保育公約》,包括兩項重點,其一主要藉由國際合作方式進行跨國性遷移物種的保護工作,以落實物種保育;其二透過會員國間的相助合作,瞭解遷移性物種之遷徙路線,以訂定保育計畫。

6、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年於牙買加蒙特哥灣簽署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94年開始生效,目前有150多個締約方。此公約對內陸水域、領海、臨接海域、大陸棚、專屬經濟區、公海等做了界定,並詳細規定有關海洋環境的保護,對當前全球各處的領海主權爭端、海上資源管理、污染處理等具有重要的指導和裁決作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依對人類和生物資源有害、對海洋活動產生障礙及污染海洋的物質共分成6類(陸地起因、海底活動、深海底活動、投棄、船舶、大氣),針對每一種污染均有訂定條約規定之。

7、全球生物多樣性策略(Glob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1992年世界資源機構(WRI)、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EP)與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共同發表「全球生物多樣性策略」,主要目標為「透過不減少基因與物種多樣性或不毀壞重要的棲息地和生態系的方式,保育和利用生物資源,以保証生物多樣性的永續發展」,確保保護依賴生物資源生存的社區的生活方式,並公平地分配生物資源貿易的費用和所帶來的利益。

8、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於1992年5月於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完成該草案。同年6月在巴西里約,全球155國與歐盟簽署並通過的《生物多樣性公約》,透過該公約未來將落實三大目標: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和公平合理的分享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在此目標下依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都有其主權來開發資源並利用,且避免對其他國家與區域造成環境的損壞,在此原則下,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持續進行生物資源調查,做好環境評估工作,透過設立保護區來管理或就地保護生物資源。每一個國家在推動政策時必須將生物資源的保護與永久使用列入考量,並積極鼓勵當地居民或非政府組織進行生物多樣性資源的保護,以促進公眾教育與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同時建立生物多樣性研究系統,透過研究來深入了解生物多樣性與培訓相關生物多樣人力,投入制定生物資源的保護與永續利用的方案,在遺傳資源的研究方面各國公平分享研究和開發此種資源的成果,以及商業和其他方面利用此種資源所獲得的利益,必要時可通當的透過國際機構和國家機構來共同研究,並在公平的基礎上優先取得基於其提供資源的生物技術所產生的成果和惠益(United Nations, 1992;湯曉虞,2012;趙榮台,2012)。

9、森林原則(Forest Principle)
       
1992年在巴西里約,簽署並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同時也通過了《森林原則》來維護森林資源,原則重點如下:
            (1)對全球所有類型的森林如何維持永續經營達成初步共識。
            (2)強調原住民權利與生物保育的重要性。
            (3)建議各國評估森林開發對環境與經濟的影響,並採行降低損害的措施,且應綠化荒廢地區。
            (4)內容主要在於維持森林、林地、立木地的多重角色與永續功能。並透過復舊造林、新造林、跡地造林及各種更新的方法追求永續經營及保育森林。

10、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之保育與管理協定(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1995年8月第6屆聯合國於美國紐約通過《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之保育與管理協定》,同意若有30個國家核准加入此協定,此協定便開始生效。1996年7月31日東加首先通過批准,直到2001年11月11日馬爾地夫成為第30個加入國家後,2001年12月11日,協定正式生效。
        《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之保育與管理協定》明確制定締約方必須永續利用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並適當的開發利用此資源,並透過監督、管制、與調查等方式,達到保育管理和開發利用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同時減少污染來保護海洋資源。各國更要約束魚類資源的捕撈數量且禁止捕撈非對象魚種,締約方在公海作業的漁船有義務採取必要措施確保懸掛該締約方旗幟之漁船遵守次區域或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保育和管理措施,以及確保該漁船不從事有減損該措施效力的行為(United Nations, 1995;宋燕輝,2001;李佳燕,2006)。

11、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溫室氣體急遽增加,直至環保議題受到重視,聯合國於1992年地球高峰會通過《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1997年12月更於日本京都通過具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至2005年2月16日議定書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85個簽署國家,主要目的希望能控制各規範國家其溫室氣體比起1990年時,排放量再減少5.2%,減量成果以2008~2012年五年平均為計算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大國之一的美國以《京都議定書》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為由,退出簽署議定書行列(張家澤,2002)。
        《京都議定書》是第一個以法規方式來規範溫室氣體排放,其中允許利用下列四種方式來達減碳目標:
        (1)排放權交易:即允許無法達到碳排放標準之國家,可向達到排放標準以下的國家,買進排放額度,以達目標。
        (2)以淨排放量為計算標準,即可從實際排放量中再減去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3)採取綠色開發機制:促使先進和發展中國家一起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4)聯盟方式:例如歐盟可視為一群體,有些國家排的溫室氣體多,有些則排的少,以整體來計算達排放標準即可。

12、生物安全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2000年1月於加拿大蒙特婁通過《生物安全議定書》,主要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9條內容針對遺傳資源制訂,2003年9月11日議定書才正式生效。主要目的為協助確保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可能有不利影響、對人類健康有風險疑慮之現代生物技術產生之改性活生物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 LMOs),其安全轉移、裝卸及利用,尤其著重越境轉移方面上(鄭隨和,2000)。在現代生物技術及基因改造活生物體可能導致的潛在風險下,確保生物多樣性。因此基因改造活生物體在進出口貿易上建立事先告知協議(Advance Informed Agreement, AIA)程序,提供進口國決策依據,並成立生物安全資料中心,以交換相關資訊並協助落實此議定書(鄭隨和,2000;徐源泰,2012)。另外有關改性活生物體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和補救問題,起初在訂定議定書時並未明確規定,直到2010年10月15日舉辦第五次《生物安全議定書》會議,才通過《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關於賠償責任和補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補充議定書(Nagoya-Kuala Lumpur Supplementary Protocol on Liability and Redress to the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簡稱《名古屋-吉隆坡補充議定書(NKL Supplementary Protocol)》,來因應跨越國境的改性活生物體一旦對生物多樣性造成損害時,相關權責釐清、賠償與應採取補救措施(趙榮台,2011)。

13、名古屋議定書(Nagoya protocol)與愛知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2010年10月30日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舉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10屆會議」(COP10),目的主要為各國推動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成果分享,並且檢討「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為何未達設定標準?努力保護生物多樣性已對世界各地的企業產生重大影響,此與欲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目標相似,往後將越來越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也將左右接下來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UNFCCC-COP16)中的各項談判、協商。
        會中制訂《名古屋議定書》,是規定遺傳資源利益分配規則的新國際協議,通過適當的資金援助和技術合作來保護生物多樣性,實現生物遺傳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該協議決定就共享基因資源的獲取和受益建立一個國際機制,為各國獲取從真菌、植物到動物基因資源的合作制定了基本規則。協議中規定了源自基因資源的利益如何分享,要求各國政府開始考慮對過去多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基因資源被收集、利用而應該獲得補償的問題。而利益分配對象僅限於協議生效之後利用的生物遺傳資源。同時為加強監管,防止不正當取用,協議中明定遺傳資源利用國須設立至少一個以上的監管機構。《名古屋議定書》中193名國家代表同意在2020年以前,採取「有效和緊急」措施,例如減少環境污染與破壞、保護森林與珊瑚礁、設立陸地與水源的保護區,以及促進漁業永續發展等目標,避免失去生物多樣性。此議定書在50個締國有效簽署認可後的90天開始生效,截至2012年7月已有93個國家簽署,並將於2012年10月8日~19日在印度海德拉巴舉行第11次締約方會議,召開名古屋議定書第一次締約方會議。
         會中並訂立《2020愛知目標》,這個聯合國「國際生物多樣性十年」計畫,訂2011年~2020年為生物多樣性十年,除了持續提高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瞭解,也鼓勵締約方充分參與、配合此計畫,其目的在於保障生物遺傳資源利益的公平分配,致力於保護森林、珊瑚礁以及其它受威脅的生態系統,並且提升水、陸域受保護的面積,以消除受威脅物種所面臨的滅絕風險。2020年前需達成的近期目標是:「有效保護生態系統目標,各國應採取行動阻止破壞行為」;到2050年前實現的長遠目標,則是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茲將「愛知目標」五大策略方向和20項目標條列如下:
        (1)策略方向一:政府與社會需重視生物多樣性資源流失的原因。
        目標1:最遲於2020年,所有人都認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並知道能夠採取哪些措施保育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目標2:最遲於2020年,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納入國家和地方發展和減貧策略及規劃過程,且納入國家財務會計報告系統。
        目標3:最遲於2020年,消除、淘汰或改革危害生物多樣性的獎勵措施,包括補貼,並在顧及國家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制定並採用有助於保育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積極獎勵措施。
        目標4:最遲於2020年,各級政府、商業和權益關係者都已採取步驟實現永續的生產和消費,或執行了永續生產和消費的計畫,並將使用自然資源的影響控制在安全的生態限度範圍內。

        (2)策略方向二: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並促進永續利用。
        目標5:到2020年,使包括森林在內的所有自然棲地的喪失和退化以及破碎至少減半,或在可行之處接近於零。
        目標6:到2020年,所有魚類、無脊椎動物和水生植物等水產資源都以永續的、合法的、基於生態系作法的方式收穫和管理,以避免過漁;所有枯竭的魚種都執行了復原計畫和措施,漁撈對受威脅的魚群和脆弱生態系的影響都限於安全的生態限度內。
        目標7:到2020年,農業、水產養殖及林業的區域都實現永續管理,確保生物多樣性得到保護。
        目標8:到2020年,污染,包括優養化,被控制到不危害生態系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範圍。
        目標9:到2020年,入侵外來物種和其管道被鑒定、排定優先次序和控制或根除,適當措施被執行以防止入侵外來物種的進入和立足。
        目標10:到2015年,儘量減少人類對已受到氣候變遷或海洋酸化衝擊的珊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態系的多重壓力,維護它們的完整性和功能。

        (3)策略方向三:透過保護生態系、物種和基因的多樣性來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狀態。
        目標11: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陸地、內陸水域和10%沿海和海洋區域,尤其是對於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服務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區域,應有效而公平的管理,和透過生態上具代表性和妥善關聯的保護區系統和其他以地區為保育基礎的有效措施而受到保護,並納入更廣泛的土地景觀和海洋景觀系統中。
        目標12:到2020年,防止已知瀕危物種免遭滅絕,並改善族群數量下滑最嚴重的物種的保育狀況。
        目標13:到2020年,作物、畜養動物和其野生親緣物種,以及其他具有社會經濟文化價值的物種的基因多樣性被保護,同時制定並
執行保護基因多樣性,以防止其喪失的策略。

        (4)策略方向四:加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的服務價值。
        目標14:到2020年,提供重要服務,例如水源及有助於健康、生計和福祉,的生態系得到了保障和/或恢復,包括考量婦女、原住民和地方社區以及貧窮和脆弱者的需要。
        目標15:到2020年,透過保育和復原行動,包括復原至少15%退化的生態系,強化生態系的復原能力以及生物多樣性對碳吸存的貢獻,從而幫助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及防止沙漠化。
        目標16:到2015年,名古屋獲取和惠益分享議定書(the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th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ir Utilization)與各國家立法一致,並已有效運作。

        (5)策略方向五:透過計畫參與知、識整合和建設徹底執行。
        目標17:到2015年,各國已經擬定、通過政策工具和執行了有效、參與性和修正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
        目標18:到2020年,在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有效參與下,其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永續利用,和習慣使用自然資源方式相關的傳統知識、創新和做法受到尊重,並獲得國家法規與國際規範的保護。
        目標19:到2020年,與生物多樣性其價值和功能、其狀況和趨勢以及其喪失可能帶來的後果有關的知識、科學基礎和技術已經提昇,廣泛分享和移轉及使用。
        目標20:最遲於2020年,有效執行2011-2020策略計畫的資金顯著增加。

(三) 生物多樣性保育方向摘要
        綜合歸納上述各國際公約協定所訂立的條文,相關於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推動方向大致可區分為:棲地保育、物種保育與生物資源利用等三方面,分別敘述如下:
        1、棲地保育
            (1)海洋環境的保護。
            (2)對全球所有類型的森林維持永續經營。
            (3)藉由保護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遺傳多樣性,以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現況。
            (4)永續且有效地利用、經營與保育溼地。
            (5)遷移物種廊道、棲地保護。
        2、物種保育
            (1)重視特殊水鳥保育。
            (2)加強溼地動、植物保育。
            (3)限制各國進行野生動植物貿易,以保護瀕臨絕種的野生動植物。
            (4)監督國際間之野生動植物貿易行為及其對物種生存產生的問題。
            (5)以國際合作方式進行跨國性遷移物種的保護工作,以落實物種保育工作。
            (6)確保基因改性活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 LMO)在國際間越境運輸能被安全地運送、處理與使用。
        3、生物資源利用
            (1)適當利用溼地資源。
            (2)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
            (3)公平合理分享由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效益。
            (4)確保國家司法海域之外的跨界與高度洄游魚類的長期保育與永續使用。
            (5)減少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並推廣永續使用的概念。
            (6)提高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帶來的益處。
            (7)共享遺傳資源與利益。
            (8)整合政府與社會的資源,處理改善生物多樣性損失起因。
            (9)遵守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輸出規範。